王家衛(wèi)導演的電視劇《繁花》正在熱播，金宇澄寫作的《繁花》原著也引起關注。

在《繁花》的諸多版本中，由作家沈宏非批注、設計師姜慶共排版設計的《繁花：批注本》格外引人關注。

《繁花：批注本》書影

個性十足的批注，讓《繁花》更血肉飽滿

批注這一形式非常“古典”，對小說作“評點”則始于晚明萬歷時期。由于小說出版繁盛，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《西游記》與《金瓶梅》的“四大奇書”出現，為滿足大眾閱讀與理解的需要，小說批注應運而生，李卓吾為《水滸》作評點，將理論付諸實踐，即為世存最早批注的代表作品之一。

只是現代書籍出版中，“批注本”的形式出現極少，而《繁花：批注本》的出現則與金宇澄《繁花》原著的“特殊性”有關。《繁花》的故事穿插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間，人物在兩個時空交錯疊替，金宇澄以獨特的滬語和話本式表達，書寫了一部上海的繁華傳奇。語言的洗練、上海的地域與方言特色，讓普通讀者閱讀《繁花》有一定的困難。《繁花：批注本》就在原著的基礎上，對其中的方言詞匯、特殊表達、重點情節(jié)加以批注和鑒賞，解構《繁花》一書的結構和細節(jié)。

《繁花：批注本》的批注有夾批（批在字里行間）、側批（批在段落一側）、段批（批在段落之末）、尾批（批在章節(jié)之末）四種。《繁花：批注本》為了做到既表現批注，又不影響原文的連貫閱讀，正文與批注首先是以顏色區(qū)分，正文為黑色字，批注為橘紅色字，模擬明代朱批顏色，同時插圖考慮雙色印刷；其次以字體區(qū)分，正文是宋體，批注是楷體；然后以字號區(qū)分，所有的批注字號均小于正文。側批的標記采用實心黑點、空心黑點、實心三角形、空心三角形標記，每頁幾乎不重復出現。下劃線用于夾批，標記某些名詞對應的解釋。

《繁花：批注本》內頁

此次大概是為了呼應“批注本”的傳統，從形式到內容再到出版過程，金宇澄將整個“復古意味”都注入了這本書——其時間跨度之大，在高效率、快節(jié)奏的今天的確略顯拖沓。而這一批注本也是慢工出細活，從簽合同到印制完成，歷時6年8個月，《繁花：批注本》才得以面世。

《繁花》最獨特的地方，是創(chuàng)作了一套由話本、滬語、白描同構的話語體系。小說以人物對話為主要結構，卻不用一個引號、問號、感嘆號，不管是誰在“講”，只留聲不留痕，是作者有意為之。同時，作者金宇澄引入繁體字、不同的字體（宋體、仿宋、楷體）用作區(qū)分，仿佛是用漢字在作畫。

滬語有門檻，小說用語又極簡省，只有對話而不交代背景，沒有多少描述，就導致留白眾多。有人將《繁花》比作當代《紅樓夢》，人物性格勾畫和故事推進全都藏進細節(jié)里。

生前喜歡注書、拆書的艾柯發(fā)現：“文學里沒有全然私人的東西，書會彼此聊天。”《繁花》就是艾柯說的這種書。作者全程不響，一切全由各色人等自說自話，自把自為。男女老少，個個話癆。

沈宏非笑稱：“批注者廁身其間，兀自話里插話，添油加醋，等于說書先生搞外插花，罡頭開花。又像是北京人說的，‘話趕話’，趕到哪兒算哪兒……在作者密布于字里行間的窮幽極微處，揭示陰翳一、二；興風作浪于野馬塵埃之亂流，俾使其以息相吹也。”

成書觀感也印證了這一說法。在龐雜的人物對話中，夾雜若干批注，或解讀時代背景，或插科打諢，或轉譯方言，或臧否人物，或點評情節(jié)，情節(jié)之外又有彈幕躍然紙上，另成一道風景。沈宏非自謙“一名插話人，一介起哄者，接下茬的，填詞末技之科諢”，但對讀者而言，個性十足的批注對原著的補充，讓《繁花》更加血肉飽滿。

一部滬語轉譯詞典

《繁花》中涉及的滬語方言極多，金宇澄在出版過程中修訂數稿，已經做到最大程度上的兼顧，那些于刻畫人物和情節(jié)較為關鍵的特色方言，沈宏非都一一做了注解，起到疏通文義的作用，如“這幫剃頭烏龜（舊時上海人對理發(fā)師之蔑稱，廚師叫‘飯烏龜’）”“羅宋癟三（舊上海人這樣稱呼貧困白俄）”“我有空（上海話，語氣否定，‘有空’即‘沒空’。1990年代開始流行）”“坐于車廂中部香蕉位子（前后連接處帶有弧度的面對面縱向座位）”等等。

由此，《繁花：批注本》首先可看作是一部滬語的轉譯詞典，書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。

如臺詞“洋盤”，沈宏非批注：

上海話， 指外行、冤大頭和受騙上當者 。上海開埠，十六鋪碼頭每日貨物開盤，往往給老外買家單開一個高價盤口。又做“佯盤”。

對于“吃杯茶”。沈宏非這樣批注：

點出：此“茶”不是大家理解的茶，舊上海話所謂“茶”，一般指涼白開，放了茶葉叫“茶葉茶”，有茶無茶，外省讀者，不可不察。

對于“霞氣好，交關好”，沈宏非則批注：

兩個詞都是“非常”的意思。霞氣又做邪氣，與交關皆淡出于當代上海話。比如1960年代，有群眾批評上海交響樂團無視勞動人民，只會演奏那些“交關響的音樂”云。

蘊含種種物質和情感的微觀文化史

沈宏非在《繁花：批注本》的后記中關于自己批注時的邏輯寫道：

故批注者周旋于《繁花》叢中，每遇絕妙好詞，納頭便拜；逡巡于《繁花》之廣筵長席，或擇適口者冷不丁也伸一筷子，把人家流水席吃成一個人的自助餐；作

者拉上的窗戶，就捅破它一層窗戶紙，用小拇指；作者畫出的一排排“公仔”，擇其吹彈可破者畫出粗細腸子；在作者頓筆處連番使轉，于作者不響時大放厥詞；故事冷場處充當氣氛組，人物尷尬處時打個圓場；在“一萬個好故事爭先恐后地起跑，沖向終點”的漢字馬拉松賽道旁，端個茶、遞個水，搖個旗，吶個喊，也不忘暗中使個絆子，戳把輪胎。

形式極為自由，但也極為周詳。

復旦大學特聘講座教授陳建華認為，本來《繁花》就是一軸《清明上河圖》式風俗畫卷，生動再現“話本”傳統的當代活力。圍繞滬生、阿寶和小毛及其親友描繪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上海，全方位掃描其物質與心靈世界，不厭其詳地鋪陳城市景觀與日常生活物件的細節(jié)，如小說的插圖所示，七十年代的滬西工廠、四十年里盧灣區(qū)的路名或某街角的變遷以及各式各樣民間自制的不銹鋼開瓶器等。金宇澄聲稱用“畫筆替代偉大的相機鏡頭，記錄”留存在記憶中的歷史城市。

注解的任務落到沈宏非這里，他對百科全書般浩瀚詞語一一作注，不放過一條路名、一個人名、一座商廈、一種品牌……打撈記憶，如對歷史遺跡的考古作業(yè)，為原作增添了無量文本，不限時空與各種文獻相聯系，結果是將原作歷史化，織入文化網絡，蘊含種種物質和情感的微觀文化史。

物質史的角度看，一個例子是第六章里梅瑞處理她母親去香港之后留下的衣飾等物，對于服裝面料、皮鞋和旗袍的款式，包括對紐扣款式的描寫占了三四頁（頁133-136）。對這些衣飾的濃描細寫不僅勾勒出梅媽的大半人生，也刻意記錄市民的物質記憶，而在沈批那里，哪怕是“滾邊包紐、暗紐、挖鑲、盤香鈕”之類，也說得津津有味，平添了無數信息，使這段敘事讀似微型時尚文化史。

陳建華也注意到，沈宏非的批注大多關乎市民的集體記憶，如“火箭發(fā)射場”這一條：“此情景應是在1966年10月28日上映的新聞片《熱烈歡呼我國發(fā)射導彈核武器試驗》里看到；翌年在新聞片《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(wèi)星上天》里再次目睹。”植入了“批者”的私人記憶。

“融入個人記憶，帶感情因素，和集體記憶一起加深加厚了《繁花》的心理質地。”陳建華談道，在批注第六章里“銀樣镴槍頭”時當然引了我們熟知的《西廂記》《紅樓夢》的“古典”，但奇妙的是切合原作“梅小姐認為這是‘上海人講’”的語境，聯系到王文娟、徐玉蘭的越劇電影《紅樓夢》，運用了“今典”的詮釋方法，也有賴于批者的生活經驗。

而沈宏非的文學儲備也擴充著文本的體量，準確地點出某一詞使用的妙處。比如書中出現“蕩馬路”一詞，沈宏非批注道：

蕩馬路，即“逛馬路”，前者更多了一種無目的、無心、無拘無束，隨波逐流的意思。郁達夫《新生日記》所記1927年某日晴天與王映霞女士“吃了一盆很好的魚和一盆鱔絲，飯后陪她買衣料書籍篇類，足足地跑了半天，西門一家書鋪出來，走了一個小電影館，正在場，就進去看了兩個鐘頭”。當年這場轟轟烈烈的戀愛，與其說“談”，不如說是在上海馬路上“蕩”出來的。短暫“蕩史”，在郁達夫的日記里滿紙皆是。

Citywalk風行的當下，以《繁花》正文中鑲嵌于故事中的點到輒止的寫作，搭配金宇澄手繪的記憶中的上海歷史地圖，輔以沈宏非詳細的批注，或再參照王家衛(wèi)《繁花》中的影視呈現，按圖索驥，搜尋某一建筑在縱深的歷史中的更迭與留存，有種獨特的趣味。

如少年阿寶記憶中最重要的一幕是和蓓蒂“爬上屋頂，瓦片溫熱”“眼里是半個盧灣區(qū)名已廢，2011年并入黃浦區(qū)，前面香山路，東面復興公園，東面偏北，看見祖父獨幢洋房一角，西面后方，皋蘭路尼古拉斯東正教堂。……東南風一勁，聽見黃浦江船鳴，圓號寬廣的嗡嗡聲，撫慰少年人胸懷。”

金宇澄手繪了這一幕，王家衛(wèi)《繁花》劇中復原這一幕，東正教堂也因之成為重要的打卡地。

金宇澄手繪

王家衛(wèi)《繁花》劇照

沈宏非以自己年少的經驗注解了“圓號寬廣的嗡嗡聲，撫慰少年人胸懷”這一體驗，他的旁注寫道：“批者少時家住黃浦江邊，除了船鳴‘寬廣的嗡嗡聲’，還能聽到港務監(jiān)督在高音喇叭里厲聲指揮訓斥航船之喝呼，順東南風而至，一樣的胸懷，別樣撫慰。”

批注的作用，如今被評分、彈幕、書評或者新的評價體系漸漸替代，《繁花：批注本》的出版，是對批注這種復古形式的傳承和創(chuàng)新，或許能激發(fā)其他文學作品的新靈感，做更多新的嘗試。近年《繁花》舞臺劇、畫展已經引起了不少關注，在不久之后，《繁花》電視劇和電影都將上映，這些新的藝術形式，又何嘗不是另一個維度上的“批注”呢？